哈佛中國基金一直致力於支持學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繼續他們的研究。因此,我們開始通過緊急資助計劃提供助學金,以幫助研究生減輕他們在進行研究時面臨的一些成本。今天,我們要強調這個專案的接受者之一:黃定如。

在哈佛中國基金的支援下,黃光裕得以留在劍橋進行進一步的論文研究。結合最近的事件與歷史,黃的研究側重於1936年防毒面具背後的圖像和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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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936年:面具及其缺席統治的另一個恐怖

感謝 費正清 中心和哈佛中國基金緊急資助,我得以留在劍橋進行論文研究。去年夏天,我完成了一篇題為《毒氣為媒介:20世紀30年代中國白話現代主義的生態方法》的論文,這是我關於戰時中國現代主義文學藝術生態想像論文專案的一部分。在進行這項研究的過程中,我不禁注意到我研究的歷史時期和我們目前所處的時代之間的怪異相似之處——他們都被面具所支配的恐怖所困擾,而且面具的缺失。本報告將重點介紹1936年這個第二次中日戰爭前夕的一個歷史時刻,即防毒面具的形象。

毒氣的使用對於20世紀的現代戰爭具有特殊意義,1915年,德國天然氣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對法加軍隊發動了第一次使用氯氣的大規模行動。為了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化學戰的創傷性影響,1925年《日內瓦議定書》禁止戰時使用化學武器。然而,包括日本在內的發達國家繼續生產化學武器,隨著上世紀30年代中日衝突升級,中國媒體對此給予了關注,並引發了全國對中國化學工業不發達的恐慌。他們的恐懼後來被證明是有效的。歷史學家瓦爾特·葛籣登指出,二戰期間,日本禁止在與盟軍作戰時使用化學武器,但2000多次在中國,由於中國軍隊沒有能力進行實物報復,他們允許使用化學武器。(葛籣登, 2017)然而,在1937年日本軍隊開始在中國戰場上使用化學武器之前,對即將爆發的化學戰的焦慮常常通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的新聞和藝術表現來調解。我的研究表明,在這個短暫的歷史時刻,科普媒體如何參與和改變外國對化學戰的描述,並創造性地應對其恐怖。自相矛盾的是,這種對有毒空氣的陌生恐懼往往體現在防毒面具(一種保護裝置)的異化圖像上。這一悖論讓人想起美國大流行之初口罩的接收情況好壞參半,甚至包括襲擊戴口罩的亞洲人。20世紀30年代中國對化學戰的猜測,其特點是大眾話語中類似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

1936年,一位讀者打開位於南京的科普雜誌 《科學世界 》(學學)的7月刊,在第一頁被一張題為"未來的聖母瑪利亞"(來聖)的照片所打動。一個女人抱著一個嬰兒的照片,都戴著防毒面具覆蓋著他們整個的臉,被疊加在一個更傳統的肖像聖母瑪利亞抱著嬰兒耶穌。基督教形象似乎暗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天然氣戰爭的歐洲起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它把西方現代性的「福音」及其災難性的迴響聯繫在一起。這張照片也是多時態的蒙太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新鮮記憶和另一次世界大戰的嚴峻未來是通過現代攝影媒介所召喚的:創傷性的記憶和現代性的前景反過來又與通過傳統媒介保存的田園詩般的遙遠過去形成鮮明對比。照片的標題是,"[這張照片]預測,在一場偉大的戰爭中,即使是家庭前線的新生兒也必須戴防毒面具。在這裡,對未來可能的想像與喚起反覆出現的噩夢沒什麼兩樣。

圖 1.《未來的聖母瑪利亞》(《科學世界》,1936年,第5卷,第7:1期)

同年 ,《生活週刊》 刊登了一幅題為"防毒面具改變了人類"的漫畫,其中氣張類》的漫畫,其中每個人,包括家庭肖像中的人物,都戴著防毒面具。由於防毒面具的異化效果,這幅圖像既滑稽又怪異。這些面具取代了人類人物的個人身份,在現代恐怖的空中共同前身。俄羅斯德國作家Fyodor Stepun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初在西伯利亞的一個團服役,後來成為軍隊的政委,他回憶說,在一次毒氣襲擊中,他經歷了"周圍所有人的可怕無法辨認,一個被侵佔的悲劇性偽裝的孤獨:白色橡膠頭骨,四重玻璃眼睛,長長的綠色鼻子"。(斯蒂芬1963年,318-19)在 《英雄之死》一文中,阿爾丁頓還把戴著防毒面具的士兵的模樣比作"在新的地獄中,迷失的靈魂在令人發笑的罪孽中感到痛苦"。(阿爾丁頓2013,279)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科普藝術家和作家,另一方面,從來沒有見過防毒面具在戰壕戰。他們沒有把防毒面具與死亡聯繫起來,而是推測毒氣的恐怖將如何滲透和改變日常生活,並設想了毒氣面具在平凡環境中的疏遠效果。

圖2。"毒氣面具改變了人類。(《生活週刊》1936年第1卷第12:5期)

與上述兩幅令人不安的畫面相比,李秀峰同年出版的科幻小說《防空演習》(見習)展現了國防抵禦化學武器襲擊的更現實的願景。故事圍繞著一個男孩對一個假想的防空演習的詢問。這個男孩叫郭楚,字面意思是"民族敵意"。郭楚的父親是一所防空學校的老師,而他的妹妹(名叫"國寶")作為護士參加了這次演習,搶救毒氣病人。通過郭楚、郭珍及其父母之間的對話,故事介紹了化學戰和空襲中使用的武器和戰略,突出了平民參與國防努力的重要性。正如主人公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樣,這個故事不僅通過紙上彩排為現代戰爭的觀眾作好準備,而且還樹立了情感動員的榜樣,將家庭紐帶與救國聯繫起來。然而,救國的前景並非全是樂觀的。從演習回來后,郭珍抱怨上海的防毒面具無法進入。她的母親只能安慰她,說他們將不得不等到通過公立和私營研究機構和化工廠的共同努力,在中國大規模生產防毒面具。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還附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和當代日本的新聞照片,在軍事演習中可以看到兒童戴著先進的防毒面具。故事與插圖的對比表明,中國與日本在化學武器軍備競賽中落後的淒涼現實,在面對國家危機時表現出自卑感和緊急感。

圖3。防空演習"的插圖:"日本兒童軍事演習"(《科學世界》,1936年,第5卷,第2-3期:282)

防毒面具的形象也可以在教育和宣傳片中找到。1936年,孫明靜(孫明經)拍攝了一部名為《 防毒毒氣 (毒氣)》的電影,該片由重慶市臨時政府防空部門資助。在這部電影中,電影製作人親自向一群孩子演示了如何戴防毒面具以及如何製作臨時版的面具。據Sun說,他招募兒童演員是為了平衡防毒面具的恐嚇作用。這部影片走遍了從上海到重慶,從山西省到廣東省的30多個地方,受到當地觀眾的熱烈歡迎。和李安的故事一樣 ,《毒氣防禦》 不僅向大眾宣傳了化學戰的基本知識,也引導了知識份子的焦慮:在影片的結尾,它提醒觀眾,如果不參與中國科技的發展,就有可能被外國勢力擺布。

圖4。孫明靜演示了如何戴防毒面具, 防毒氣 ,1936年。

當然,如今化學戰的威脅早已消失。雖然老式的地緣政治衝突繼續困擾著世界,但分裂和破壞正在採取新的形式,對整個人類構成新的挑戰,包括我們在大流行病期間目睹的種族主義。正如我在12月所寫的那樣,戴口罩早已成為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種社會規範。我們可以從面具中學到什麼?它們是為了保護,但也招致敵意。它們使我們個人不那麼可識別,同時通過我們共同的體質重新定義我們,容易受到毒氣、污染和病毒的影響。我們現在決定把面具看作是改變的標誌,將"我們"和"他們"區分開來,或者把它看作是"新常態"所要求的新同理心的象徵。